少看三八文，来了解他逸才绝世、内外兼修！董其昌，我懂你！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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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出类拔萃的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思白、思翁，其原籍为上海县（今上海闵行区马桥），而后徙居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万历十七年高中进士，获授翰林院编修一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辞世后谥号 “文敏”。

作为中国书画领域承上启下、影响力甚巨的一代书画宗师，董其昌博采前人之长，融会贯通，洞悉画坛的时弊，以禅喻画，适时且明智地提出并倡导 “南北宗论”，并且于实践当中充分予以印证，创就中国文人画理论史上的又一高峰，开启了文人画创作的崭新篇章。

“萧散疏秀、平淡天真” 乃是董其昌书法的基本特质，亦是董其昌始终如一的艺术追求。此种书风具体彰显于董其昌书法的意境、布白、结体、用笔以及用墨等方面。此种书风的形成主要与董其昌的性情、学养相关，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那便是他的禅宗信仰。

…… 以禅入书画，乃是董其昌艺术的一大显著特点，亦是董其昌作品之所以格调超于其他艺术家的一项重要缘由。

董其昌的书法在布白上疏阔清朗，结体灵动多变，用笔轻巧顺滑，这些皆体现了其 “平淡天真” 的书风。“平淡天真” 还展现在他对于用墨的讲求之上，以淡墨进行书写，可以说是董其昌的一种创举，在董其昌之前鲜少见到有书家如此运用。

晚于董其昌的书家王铎缔造了涨墨法，借助墨的干湿来展现心中的激情，然而在墨的浓淡方面似乎并无显著的变化。董其昌善用淡墨，其作品墨气四溢，呈现出清秀淡雅之姿容，烟火之气即刻消散，恬适之韵味油然而生，进而令观者获取了清新脱俗的艺术享受。

学历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二甲第一名特长绘画、书法、绘画理论、书画鉴定、诗文写作代表作品《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昼锦堂图》《明董其昌白居易琵琶行册》《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主要著作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戏鸿堂帖》（刻帖）等家庭情况据松江光训堂《董氏族谱》卷二《世谱》所载，董其昌有四个儿子。除了长子祖和为董其昌原配夫人龚氏所生，另外三个儿子都是庶出科考经历时间事件结果1567年13岁参加童生试中，成为松江府庠生1571年17岁参加松江府学试中，但因书“拙”居第二1579年25岁参加南京应天府乡试不第1585年31岁参加南京应天府乡试不第1588年34岁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1589年二月35岁参加北京会试中进士1589年三月35岁参加殿试中二甲名即“传胪”头工作经历时间职位重要事件1589年35岁翰林院庶吉士1591年馆师田一儁病卒，护其柩南行福建归葬1593年39岁翰林院编修1594年充皇长子朱常洛展书官1596年奉旨持节赴长沙封吉藩1597年奉旨主考江西1598年充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1599年45岁湖广提学副使不赴，回乡养病1604年50岁湖广学政1606年因得罪当地的势家而遭生员毁公署，请辞，归乡1609年55岁福建提学副使赴任四十五天即辞，归乡1620年66岁太常寺少卿
1623年69岁礼部右侍郎
1624年70岁礼部左侍郎
1625年71岁南京礼部尚书任事不足一年即致仕，归乡1631年77岁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参与编撰《明熹宗实录》1632年78岁北京礼部尚书崇祯七年（1634）致仕，得赠“太子太保”衔，赐承传还书画经历时间作品1571年17岁始学书，初师颜真卿《多宝塔》1576年22岁始学画1582年28岁作《行书汪虹山墓志铭册》，现藏上海博物馆作《山居图扇册》，现藏上海博物馆1592年38岁作《纪游图册》，现藏安徽博物院1593年39岁作《画法秘诀图卷》，现藏大英博物馆1595年41岁初致冯梦桢书，现藏日本京都私人1596年42岁为杨继礼作《燕吴八景册》，现藏上海博物馆1598年44岁题王珣《伯远帖》1599年45岁作《溪山秋霁图卷》，现藏南京博物院1603年49岁刻成《戏洪堂帖》作《董其昌罗汉赞完整卷试笔帖》，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1604年50岁作《烟江叠障图》，现藏上海博物馆1606年52岁作《石钟山记卷》1609年55岁作《临米芾吴江垂虹亭诸帖卷》，现藏上海博物馆1612年58岁作《临米芾天马赋诗卷》，现藏上海博物馆1613年59岁作《岩居图》1617年63岁作《青卞图》，现藏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1620年66岁作《秋兴八景图册》，现藏上海博物馆1624年70岁作《楷书阴符经府君碑卷》，现藏上海博物馆1627年71岁作《杂书册页·临颜真卿多宝塔碑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1628年74岁作《行书东方朔答客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1630年76岁作《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卷》，现藏上海博物馆1632年78岁作《白羽扇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1635年81岁作《关山雨霁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临颜真卿蔡明远帖》1636年82岁作《细琐宋法山水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紫茄诗卷》

（注：表格信息参考上海博物馆公众号、郑威著《董其昌年谱》、百度百科）

二董其昌书风与行道选择

不同之人，对于书法有着各异的追求。倘若书法的追求仅止赏心悦目，那它便无胜于其他艺术之处。书法的意义，存在诸多层次，而其至高点，便是与天地宇宙之心、圣人之意相贯通。故而，有的人期望借由书法弘扬大道、振兴世风，展现出强烈的儒家入世精神。宇宙之心、圣人之意、文化学术、情怀趣味以及忠奸善恶，无论是一种憧憬，还是一种意气，皆应当存有某种境界、气象。将这般境界、气象借由 “通感” 而诉诸书法的神韵，此逻辑是成立的。

透过用笔、结字的细微迹象，判别书写者的忠奸善恶，这是书法鉴赏者的一种惯常诉求，亦是一种 “前见”。

董其昌的一生，恰处于明朝大厦将倾的多事之秋。早年在官居翰林院期间，乃是其锐意进取之时，《容台集》中这一时期的部分诗文着实做到了白居易所倡导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关注时政，言辞直爽。

天启元年，董其昌奉诏采集万历朝的留中之疏，录成三百帙，又删繁就简、择取精要，编成《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于钩玄提要之中，深含补阙匡时之志”，“期望能够革除奸弊而重振纲纪，用心极为深远”（薛瀛伯跋）。又针对其中议题关键、议论精当、可为后世之师者，依据自身的亲见亲闻，仿照史赞之例，加以 “笔断”，“当党争最为激烈之时，却能作出公允之论，以彰明正义”（邓之诚序）。

然而也仅止于此，他并无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壮志，没有与黑恶势力对峙的豪迈气概。从 35 岁至 80 岁，为官 18 年，归隐 27 年，避开了诸多血雨腥风，躲进唯美的书画世界里。董其昌曾这般说道：“故论书者曰：‘一须人品高。’岂非以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耶！” 此乃将人品高的意义阐释为使人远离声色犬马而专注于书法。他又言：“颜清臣忠义大节，为唐代之冠冕，人因其书而传；蔡元长书法类似米南宫，书却因其人而被遮掩。两伤、双美，在于个人的抉择罢了。”

这段话认可在接受过程中 “书” 与 “人” 两方面因素会相互影响，然而并未深入探究书法风格与人品存在何种实际关联。有关书法的精神写照，苏东坡较为倾向论忠奸，而董其昌主要论雅俗。善恶与雅俗，皆可通过书法有所传达，不过或许不同之人各有侧重。雅俗属于趣味，是方法论；忠奸属于品格，是价值观。探讨雅俗，能够在书法之内，讨论忠奸则需结合字外。董其昌书法的趣味，与其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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