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将军（6）“小日子”

我从平壤车站给我的儿时玩伴永南打了个电话。我们在幼儿园时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在同一个班级，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形影不离。

“你会来车站接我，对吗？”

“你别做梦了！”

他的回答一如预期，这让我大笑了起来。

永南的绰号是“小日子”，这是我们对日本侨民的简称。和我一样，他也出生在朝鲜的沙里院市，但所有孩子都叫他“小日子”，因为他的父母是从大阪移居过来的侨民，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来到沙里院。那个时期，大将军号召在日朝鲜人，把北朝鲜当作半岛统一后的家乡，从日本迎回了在此侨居的10万名朝鲜族人。

朝战停战后，冷战的环境使朝鲜在经济上比韩国更有吸引力，这使大将军能够推行拥抱侨民的政策。朝鲜便利用这些移民，在宣传活动中狂热地提及他们。从表面上看，这个以接纳朝鲜族为基础的宣传政策似乎让大将军获益匪浅。但实际上，移民的到来给朝鲜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其中带来最大冲击的，正是这些移民带回来的日本产品。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奇妙商品，是普通朝鲜人从未见过的。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朝鲜的任何产品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但现在他们见识到了日本的先进状况。

几乎在一瞬间，整个朝鲜就被卷入到了“日本制造”的热潮中。朝鲜人捡起“小日子”扔掉的标签或包装，并把它们像宝贝一样摆在家里，这已成为了一种时尚。因为拥有日本产品，移民们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一个特权阶层，而且他们很快就被确立为朝鲜的中产阶级。

朝鲜人之所以羡慕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日本产品，更因为他们的那种日本文化特征。无论是他们特有的问候方式、语言、礼仪，甚至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朝鲜人都认为是精致的、优雅的。相比之下，朝鲜人民忠诚地侍奉金家，所得到的奖励往往只是名誉上的表扬，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这就让很多朝鲜人感觉不痛不痒。

所以，朝鲜人对侨民的羡慕和模仿愈演愈甚。那些在国外没有亲戚可以寄来日本产品的人，也至少在文化方面试图模仿“小日子”，这种现象变得越来越多。小孩子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他们向父母抱怨说，他们家的长辈为什么没有远见，及早地逃离朝鲜跑到日本去定居。

将军的统治，正因为他以前是领导人民进行斗争的民族英雄。然而他后来推动的侨民归国运动，却让朝鲜人开始崇拜向往日本，这实在是有够讽刺的。

对普通朝鲜人来说，即使是日常穿的衣服，也都是由组织规定的制服，能使用私家车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种特权却被随意赋予给了那些从日本回来的侨民，他们的私家车在平壤空旷的道路上飞驰。在朝鲜人眼中，那根本不是一种交通工具，那是一种危险的暗示，即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走路的速度，而不是在哨声中踢着正步。

这样一来，这些移民的出现就像一个大胆的邀请，邀请朝鲜人去抵抗传统的忠诚架构。

面对如此危险的情况，他们很快就开始压迫这些侨民。这些侨民被指控为动摇阶级，他们成为了思想上有害的人民，他们的职业发展开始被限制，大将军甚至在法律上禁止他们驾驶白色汽车，而原因竟然是因为白色汽车的颜色，与日本旗的底色一样。

甚至还有一些高干们在会议中声称，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家只喜欢红色汽车，对外出口的却是白色汽车，原因就是他们想把旗子插在世界上的每条街道上，以此树立他们世界中心的地位。而这个论调显然就是来自上层的警告，警告这些从日本回来的“小日子”，“你们，并不可靠！”

可即便采取了种种措施，朝鲜人对日本的喜爱并没有消失。他们喜欢“富士山人”，不喜欢“白头山人”。更不喜欢大将军推行的种种把戏。所以我的朋友永南，始终是受人羡慕的那群人当中的一个，更何况他们家还是沙里院最富有的那一个。

但是，他留在日本的祖父母在日本去世后，他家的生活开始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不会再有人从日本寄钱和物资给他们，而且他们作为日本侨民，也是找不到好工作的。因为在朝鲜，工作分配是由组织在控制的。他们不得不开始逐一变卖自己的财产，最终，他们变得一贫如洗，生活状况比当地的朝鲜人还要差得多。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家里有一架雅马哈钢琴，是永南的父亲在他还是个有钱人时送给我们家的。我记得母亲告诉我，永南一家刚在沙里院定居时，是我父亲通过组织的分配，帮他们弄到了一套新的公寓。由于钢琴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在家里了，我从小就认为每个家都有日本钢琴，就像每个人家里墙上都挂着他的画像一样。

然而有一天，当我去一个朋友家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里没有钢琴，这让我大吃一惊。回家之后，我像目睹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我跑进屋里对我的母亲大喊，“妈，你知道吗？他们家里没有钢琴！”我的母亲冷冷地说，“他们可能不希望家里有钢琴，他们比较喜欢读书”。

我一直到上了小学一年级才搞明白，家里能拥有一架日本雅马哈钢琴是件多么了不得的事。那时候，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他们都叫我“雅马哈钢琴小子”或者“医生的孩子”。学校里的大多数小孩，都住在建造于20世纪50 年代的“口琴屋 ”。之所以称之为“口琴屋”，是因为那栋楼每层的房子，都被分隔成小小的屋子。它们挤在一起，就像是口琴上的方孔一样。

而我们家住在一栋专门给官员居住的公寓楼的三楼，这是一套面积很大的公寓。之所以能住进这套公寓，是因为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专供干部使用的医院的主任医生。她一直希望我的两个姐姐将来能当教师，而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著名的钢琴家。她最后终于劝说我父亲为我找到了一位著名的钢琴家教老师。

有一天，父亲带着那位钢琴老师回了家。他的脸长长的，说话带着浓重的咸镜北道口音。不过比他的口音更让我惊讶的是，他是一个来自东北的朝鲜族人。而且他身上有一股烟味，这让我很不喜欢。更糟的是他还是个烟鬼，总是烟不离手。我的两个姐姐一开始也不怎么喜欢他，但他毫不在乎。他弯下腰拉着我的耳朵，用臭烘烘的嘴巴凑到我的耳朵边。

他用冷静的语气说，“我叫崔良，听到没有，两个字，崔良。”

他的烟臭味很讨厌，他的大嗓门也让我感到害怕。有一天父亲突然宣布，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要搬来和我们一起住。这让我很受打击，我假装要上厕所跑到外面，默默地哭了起来。

崔良就这样成为了我的第一位音乐老师。他曾在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小提琴手，在六七十年代，他和许多其他朝鲜族人一起逃到了朝鲜。他在朝鲜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平壤艺术学校担任小提琴老师。当时，朝鲜人都认为他和白高山，是朝鲜最优秀的小提琴家。

白高山曾在1982年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中，获得了小提琴组的最高奖和荣誉奖。在此之前的1978年，他就被任命为该比赛小提琴评委小组的终身评委，也是获得此任命的第一个亚洲人。

白高山有一个弟弟叫白道山，他曾经骂过崔良。但崔良向来以脾气暴躁而出名，愤怒的崔良直接给了他一拳，为此崔良被下放到了农场。一直到我父亲为我寻找音乐老师，他才从农场中被解救了出来。从此以后，崔良和他的妻子以及一双儿女便搬进了我们家。我们安静的家也变成了两个家庭的家，这让我感觉很不习惯。

小时候，崔良老师对我来说就是全世界最严厉的人。他一开始就严格训练我的音准听力，丝毫不留一点情面。我必须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仔细分辨他在钢琴上弹出的每一个音符。就这样经过每天几百遍的练习，渐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听出那些音符和音程。之后，他才把课程换到了和音部分。这些课程结束之后，他又开始教我弦乐四重奏的编曲。

看我进步如此之快，我父亲非常欣赏崔良老师的才华。他很努力地想让沙里院艺术学校聘请崔良为音乐教授。但是他的外籍身份是个重大阻碍，他最后也没能获得这个职位，仅仅被聘请为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

但尽管如此，崔良老师毕竟是全朝鲜最著名的小提琴家之一，所以全国各地的学生都蜂拥而至想要拜他为师。他常常邀请学生们来我们家玩，还很自豪地让他们看我写的弦乐四重奏作品。

我至今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崔良对弦乐四重奏编曲的看法。他常常这样教导我，“最重要的是，乐谱上要铺满黑色音符，使用半音音程则要谨慎，有必要时才能使用，明白了吗？”

崔良老师对我的教导不仅仅是音乐，他还向我灌输了大量的音乐艺术抱负。我每天都听他讲贝多芬、莫扎特的轶事，以及在他们死后仍然围绕着他们的名声。当别人家的孩子在立志成为干部，或为高干们开车时。我的梦想却是成为德沃夏克，编写出自己的《新世界交响曲》而闻名世界。

有一次我向母亲透露了这个梦想，结果她却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她说如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别人，那我们全家都会被指控为“修正主义”或“道德败坏”。她必须给我一次严重的警告，她说如果我对外说出这些想法，那我就会被抓走。听母亲这么一说，想到要被抓走，年幼的我确实被吓得不轻。

我的母亲也终于意识到她13岁的儿子，已经迷上了德沃夏克的音乐，这让她一直感到深深的不安。

而我之所以喜欢德沃夏克的作品，正是因为我听了崔良偷偷带过来的录音带。而在此之前我唯一听过的音乐，就是在学校里听到的那些东西，那些红色歌曲。可在接触过德沃夏克那充满无限可能的音乐世界之后，再去听那些颂歌只会让我感觉丧气。那些歌曲清一色的不允许因为音乐的张力，或者不和谐的音程而暴露出不完美。

后来有一次，在学校的歌唱课上，我终于按耐不住自己的想法。我自愿上台伴奏，我遵循自己的内心去弹琴，而不是按照规定的模式。学校里没有钢琴，我知道脚下风琴的踏板踩着不够完美，但我知道我弹得很好，没有任何失误。

可尽管如此，我们的音乐老师却认为我偏离了正轨而惩罚我。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羞辱我，说我是那种完全不知道音乐为何物的人。但是在我心里，我认为对音乐缺乏理解的人不是我而是学校。

因此我开始怀疑学校所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金将军的革命史还是语言学或者其他科目。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是否真的是真实且客观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