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拍着桌立军令状，政委杜义德沉思一夜，签下改变战局的名字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仪式在这里举行。王近山和杜义德两人都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当两个人肩并肩走出那座庄严的殿堂时，他们的眼神不自觉地碰到了一块儿。这一下，又把他们拽回到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头。那个时候，中原战局因为一场战役而彻底改变了模样，这场战役就是襄樊战役。

王近山是湖北黄安人，生于1915年10月，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杜义德，是湖北黄陂人，生于1912年5月，1929年4月参加的红军。

1945年10月，中央军委下令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王近山被任命为司令员，一个月后，杜义德被任命为政委。从那个时候起，这两个性格不一样的人就开始了十几年的搭档经历。

一个像一把出了鞘的尖刀，哪里骨头硬就往哪里捅；另一个呢，更像是船底那块压舱的大石头，不管浪多大，总能把那条冲锋陷阵的快船给稳住。

1948年6月，解放战争的重心已经开始往北边和南边两头推移了。华野在豫东一带发动攻势，先是拿下开封，紧接着又在睢县、杞县一片围住了区寿年的兵团。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他急忙下令，把胡琏兵团从汝南、吴绍周兵团从驻马店北调，还命杨才千兵团开到确山去堵缺口。这一调兵不要紧，汉水中游那一片的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几个地方，国民党的守备力量一下就空了。

刘、邓马上盯上了这个空当，他们在6月13号定下了襄樊战役的作战方案，预定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加起来一共有十四个团，包括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三个旅，还有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和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

可是战局变化很快，为配合华野在豫东的作战，刘、邓下令把襄樊战役暂时缓一缓，把中野六纵调到唐河一带待命，准备两头策应。这一缓，反而让时机更加成熟了。等到华野在豫东那边打得差不多了，襄樊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城，刘邓果断下令：动手。

襄阳这地方，从古到今都是四川、陕西和湖北的咽喉。往北能通到洛阳和关中，往南能下宜昌、沙市，往东卡着武汉，往西则守着入川的大通道。

襄阳城的东边、北边和西北角都被汉水紧紧环抱着，南边则横着一长溜的高山，所以当地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铁打的襄阳”。

当时守在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康泽。他于1947年底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1月到达襄阳，2月正式组建了司令部。

康泽原本是特务系统出身，蒋介石对他一直很放心。他一到襄阳，就在城南的羊祜山、虎头山这些高坡上修筑了密集的碉堡，地面上也密密层层埋上了地雷。康泽还曾经向武汉方面夸下海口，说靠着襄阳城的这些工事，挡住四十万解放军也不成问题。

可是王近山心里琢磨的不是这个，他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被牢牢拖住在豫东那边，眼前这座襄阳说到底是一座孤城，只要自己这边的动作够快，就能一口把它吞下去。刘、邓把指挥这副担子交给了王宏坤来统一负责，而六纵的攻城作战，则由王近山来具体指挥。

在豫西伏牛山脚下那间简陋的指挥所里，王近山对着一张地图，整整琢磨了三天三夜。他看明白了一件事，要想打进襄阳城，城西头那条狭长的走廊是唯一能走得通的路。可是这条走廊上立着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坚固的工事，就像三把大铁锁，把路口封得死死的。

到了第三天，他一把推开房门，对着政委杜义德就扔过来一句话：“打它！”杜义德听完以后没有马上接话，他一条一条地说出难处。

部队要一口气奔袭一百多里地，战士们的体力能不能顶得住？后边的弹药和粮食怎么送得上去？最要紧的一条是，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万一出了差错，这个责任算谁的？

王近山听完，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吼道：“这仗我包了！打错了，你杀我的头！”杜义德听完了这句话，没有再说话，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当天夜里，杜义德屋子里的那盏油灯亮了整整一宿。他把王近山那个充满了血性的想法摊开在桌面上，用铅笔和尺子，把每一步的行军路线、每一个团的火力配置、每一处粮弹的补给点，全都标得清清楚楚。

等到天亮以后，他拿着一沓子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走进了王近山的屋子，就讲了一句话：“疯子，我同意了。可这个军令状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扛。”两个人一起在电报上签了名，把它发往中野司令部。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回电很快就到了，同意他们动手去打。只是，战役还没正式打响，杜义德就被刘邓叫到了野战军司令部去商量作战计划。这样一来，真到了上战场的时候，六纵的指挥就全落在了王近山一个人的肩膀上。

1948年7月2日，第六纵队的战士们从河南新野出发了。天上下着大雨，路上全是烂泥，大伙儿一昼夜的功夫就跑出了一百五十多里地，赶在当天半夜时分，把老河口拿了下来。襄樊战役就这么正式打响了。

说来也真是凑巧，这一天刚好是康泽四十四岁的生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司令部里头的舞会正热闹着，情报处长急匆匆地走了进去，凑到康泽耳朵边上报告了一个消息：老河口已经丢了，共军打过来了。

康泽那张脸一下子就白了，舞会也赶紧散了场。他哪里知道，这把刀子已经快顶到他的嗓子眼了。几乎就在同一个时刻，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在谷城的老君山截住了往南溃逃的敌人，俘虏了副旅长以下的一千八百多人。

第六纵队的主力部队则采取了白天休息、夜里赶路的办法，悄悄地从四面八方朝襄阳城围了过去。

到了7月6号这一天，第六纵队已经把襄阳城四面都给围住了。按照原来定好的打法，部队得先把南边山头上那些据点一个一个地全拔除干净，然后才能攻城。可是敌人躲在那些碉堡里头拼了命地抵抗，甚至还不讲规矩地用了毒气弹，我军的伤亡不小。

王近山一看这个情况，当时就改了主意。他决定把南边那些山头先放一放不管了，把手里头的主力全部集中到城西那条走廊上，用最大的力气去砸开那三把大锁。这就是后来大家嘴里常说的那个打法，“刀劈三关”。头一关劈开琵琶山，第二关劈开真武山，第三关劈开铁佛寺，三关一过，就能直接扑向西边的城门。

在开作战会议的时候，十七旅的旅长李德生头一个就站了出来，说了一句：“我们十七旅来担任主攻。”纵队里也就这么定了下来，在攻城突破的这个阶段，由李德生来统一指挥。

7月9日黄昏的时候，十七旅四十九团的团长苟在合率领三营的战士朝琵琶山上发起了冲锋。

部队快速穿过了一片高粱地，突然之间就被前头隐蔽着的地堡火力给压住了。先后上去的两批爆破手，全都倒在了地堡的前头。就在第三批战士正要往上冲的时候，只见地堡旁边有一个已经负了伤的战士挣扎着站了起来。他就势往地上一滚，正好滚到了那个碉堡的死角里头，奋力把炸药包塞进了机枪眼里头。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敌人的那个主碉堡就垮了下去。苟在合从地上一跃而起，领着战士们就扑了上去。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脚底下踩响了一颗地雷，当场就牺牲了，那年他只有三十四岁。后头的战士们一个个都红了眼，嘴里喊着“给团长报仇”，硬是把红旗插上了琵琶山的顶峰。

真武山的地势比琵琶山还要陡得多，山上明的碉堡和暗的地堡一层压着一层。十七旅的战士们顶着敌人施放的毒气烟幕，只用了二十多分钟就攻上了山头。

轮到打铁佛寺的时候，李德生让部队白天都隐蔽不动，到了夜里头就摸黑挖交通壕，地上和地下两路同时往前推进，一口气就把西关外头的那些障碍全都给扫干净了。

刘伯承得知了王近山这个打法以后，夸了他一句，说他“越来越会动脑子了，这仗是越打越精了”。就在这个时候，十八旅那边也没闲着，他们贴着敌人的火力网，从侧面迂回到了东关，和西面的部队形成了夹击的态势。康泽费了很大力气布置的那个城防圈，就这么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7月15日晚上八点半钟，第六纵队把火炮集中了起来，对着襄阳城的西门足足轰了三十分钟。到了九点整，总攻开始了。西门那边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豁口，战士们像开了闸的潮水一般，涌进了城里头。

到了7月16日，整个襄阳城全都解放了。前前后后算下来，这场仗从7月2号奔袭老河口算起，到7月16号攻克襄阳，一共打了十五天，消灭了敌人两万一千多，把第十五绥靖区的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都给活捉了，一共收复了七座城镇。而我军方面，也有七百一十九名战士把生命留在了这片地方。

康泽是在他那个司令部的地下室里被搜出来的，他盯着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满脸都是那种难以置信的神情。

襄樊大捷是当年传遍了全国的“五路大捷”里头的其中一仗，朱德总司令后来称赞这场仗是一个“小型模范战役”。中央还专门发来了贺电。

仗打完了，部队开了庆功会。王近山站在台上，他想起了一路帮着他出主意、定计策的杜义德，想起了那个带着战士们冲在最前头、再也没有回来的苟在合团长，想起了那些把命永远留在了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和襄阳城墙根底下的战士们。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王近山和杜义德又跟着大部队从淮海战役一直打到了长江边上，后来还一块儿跨过了鸭绿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1955年的授衔仪式结束以后，他们俩一块儿走出大门。从1948年那个闷热的指挥所里算起，到眼下这个安安静静的傍晚，这一对一个像火、一个像山的老搭档，就用他们肩并肩走过来的这十几年的路，给出了一个不必再多说一句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