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了985通知书，他靠一把祖传斧头，让非遗琵琶“活”了下去！

高考刚刚结束，无数学子迎来了人生的分岔口。

有的人奔向理想的学府，有的人遗憾落选，迷茫的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望。

而在安徽的一间老旧作坊里，一个本有机会踏入985名校的青年，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他放弃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接过父亲手中的刨子和锉刀，选择成为一名琵琶制琴师。

他叫李崇文，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琵琶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李兆霖的儿子。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985大学意味着前途光明，代表着毕业后的高薪职业与社会地位。

而手工匠人，木屑满身、四季如一、枯燥乏味，甚至在某些人眼中不过是没前途的活计。

但李崇文并不这么看。他说：“父亲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做琵琶。可他把这一件事，做到了极致。几十年一把斧、一把刨、一块木，他做出来的琵琶，全国顶尖的演奏家都在用。

中国自古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真正的大国工匠、技艺传人，哪一个不是在寻常岗位上做出了不寻常的成就？“非遗”听起来像是遥远的历史，其实也穿插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选择之中......

李兆霖的孩童时代，是浸在吴侬软语的评弹社中长大的。

评弹在江南地区，是一门家喻户晓的艺术。

宋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城市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之一，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人口的集中、市场机制的成熟，中国传统社会逐渐从封闭的农业经济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多元经济过渡。

在这个时期，农业技术进步、粮食产量提高，商人、手工业者、小官吏大量涌现，他们有一定的财富和闲暇，喜欢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娱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成为了宋代通俗文化的重要接受者和推动者。

而评弹就是依赖通俗小说发展起来的，古代的老百姓文化普及率不高，大家都不识字，通俗小说若是只靠纸质传播便难以普及，而评弹通过讲唱结合、故事化演绎，让通俗小说得以更加生动、广泛的传播。

随着评弹在市井与文人阶层之间的流行，到了清末民初，苏州民间开始出现由一些富裕文人、商家绅士、退休官员、艺术爱好者，自发组成的非职业性演唱组织。

他们自大聚在一起，学习、演唱这些弹唱曲目，并时不时地邀请职业艺人进行授艺或点评。

人们将这些活动成为“票房”，而专门演唱评话、弹词的票房，被人们成为“评弹社”。

评弹既有说书式的评话，又有弹词的曲艺唱腔，尤其是弹词的演唱使用三弦和琵琶伴奏，旋律婉转、唱腔清丽，具有极强的抒情和表现力。

演出场所非常灵活，在市井场所的茶馆、庙会、集市等地都有评弹艺人的身影。票房与评弹社也成为文人和富户聚会、交流审美的重要场合。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廉价且享受的娱乐；而对于文人来说，它具备音韵之美、节奏之美与文学之美，可以反复细品推敲。

因此，它跨越了公共与私密、庶民与精英的界限，形成“上下通吃”的文化传播格局。

当你看到评弹表演，除了演员的折扇、手绢，最醒目的就是那把卧于膝上的琵琶。在现代非遗展演中，琵琶常作为“评弹艺术的象征性器物”出现。

在评弹中，弹词必须要配乐演唱，伴奏乐器主要是三弦和琵琶，而琵琶在弹词段子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来烘托各种 抒情、婉转、紧张、激烈的气氛。

琵琶原本是独奏与宫廷乐器，传入民间后，通过评弹艺术获得了新的生命，因为评弹的影响，琵琶在苏南、浙北一带广泛普及。

琵琶不仅是伴奏工具，更是情绪表达的第二语言。

琵琶之于弹词，就像提琴之于歌剧一样重要。

在20世纪的战争年代，时局动荡下，许多文化社团活动被迫中断，但评弹流动性强、演出门槛低，虽然规模有所影响，但得以在民间存续。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传统文化逐渐重视，评弹得以恢复，重新走进大众视野。许多老一辈的评弹爱好者重新组织起评弹社，逐渐成为当地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3年，李兆霖进入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成学徒，17岁正式拜入陈寿云、蒋柏松等民乐大师门下。他刻苦钻研，不仅琵琶，甚至中阮、古琴等弹拨乐器也游刃有余。

但后来的李兆霖却阴差阳错进入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从此练就了一手制琵琶的绝活。

做乐器是极其耗时间的，一块琵琶的面板，从选材、晒木、修型、贴面，到调音、润色，经常需要三四个月。

琵琶有“民乐之王”的称呼，制作过程和技法是所有民族乐器中最为繁杂和困难的，”从头至尾，共有六个相位，每个相位上有四个品位，共计二十四品位。演奏者通过按压不同的品位来改变琴弦的振动长度，从而发出不同的音高。

所以制作琵琶的每一环节都要慎重，不能因为着急而赶时间，因为就算是一毫米的差距，都能毁掉琵琶的声音。

提起琵琶，大家脑海中浮现的，肯定是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姑娘。这首诗里，琵琶带给我们的感觉，是轻盈的、柔和的、清澈明亮的，一个小女子能轻而易举拿起来的乐器。

但如果你去过苏州，见过它的的制作过程和成品，可能你就不会这样想了。

因为弹琵琶，确实是个力气活。

很多人都觉得琵琶的声音柔和、清亮，更适合女人来弹奏，其他恰恰相反，琵琶是民乐中最阳刚的乐器。

李兆霖说：“古往今来，谈的最好的琵琶手，无一例外都是男子。这倒不是说女子不如男，而是因为琵琶这件乐器，真是个力气活。越是好琵琶，越重，精品琵琶往往超过十斤。别看它在舞台上轻盈如羽，实则沉若磐石。”

然而，弹琵琶尚且辛苦，做琵琶同样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

李兆霖做琴已有六十余年，自1962年走进琵琶工坊开始，这一生几乎都耗在了刨刀与木屑之间。

制作一把琵琶，第一步便要选一块“好木”，挑选红木、老杉、泡桐等上乘木料，尤以红木为贵。红木质地坚硬，密度大，色泽温润，敲击时音色清亮浑厚，是制背板的首选材料。

选料之后，他拿出鲁班尺，一寸一寸比量，按比例划线。沿着线条，他用一把沉甸甸的斧头，将整块木头粗略劈成琵琶特有的梨形轮廓。

几十斧头下去，梨形轮廓已初具雏形，他再换上刨子，层层推进，反复修整，力求过渡自然、线条流畅。粗刨之后，还要用细刨、砂纸一道道打磨，将粗糙的斧痕抹平、理顺。

琵琶的结构由背板与面板共同构成“共鸣箱”，而声音的细腻与灵魂，往往隐藏在毫厘之间。面板需用泡桐或白松，质轻而富有弹性，是琴音的发源。背板用红木，反射音色，使得低音厚重、中音明亮、高音穿透。面板的厚薄、凹槽的深浅、琴腮的弧度、音窗的开口，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偏差半分。

“琵琶之道，在于分寸之间。”李兆霖常说，“多一刀，音闷，少一刀，音飘。琵琶不是机器做出来的，是听出来、摸出来、感觉出来的。”制琴每一刨一凿都要留心，一旦失手，那块木料便只能作废，重新来过。

几十年形成的工匠精神，从不容任何将就。李兆霖做琵琶有个规矩，宁愿敲碎面板，也不肯交出一把音色不好的琴。他说：“一把琴，要能响，能讲故事，能让人听见江南的雨，也能听见塞外的风。若是做不出那个响，我这手艺，就算白练了。”

如今，77岁的李兆霖依旧坚守在作坊之中，他的琵琶也早已成为艺术家方锦龙等人的珍藏。

更难得的是，他将这份匠心传承给了儿子李崇文。从小耳濡目染，李崇文已熟练掌握制琴技艺，正在逐步接过父亲的锉刀与木尺，将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

高考成绩快要出来了，各位家长想好报哪里的学校和专业了吗？

如果是你，你愿意让孩子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加入到传承非遗的队伍中吗？